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赢家？
封面图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在你心目中，人生赢家是什么样的？财富自由、外表靓丽、家庭美满？你认为自己算是人生赢家吗？
受舆论环境影响，很多人都以为人生赢家是对比出来的，比别人好，就代表着赢。但事实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单行道，走到最后，赢或输都是自己的事。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从中你能看到一项长达几十年的研究所揭示的人生真相，也能帮助你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
1.两个男人的迥异人生
1937年春天，连锁商店大亨比利·格兰特向哈佛大学提出，想要捐款回馈社会。
多年来，哈佛医学院一直在开展一项名为「成人发展研究」的长期的纵向研究。这项研究招募数百名哈佛本科生，探索了诸如「先天与后天因素、人格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精神和身体疾病的可预测性，以及宪法因素如何影响职业选择」等问题。这一次，他们计划利用格兰特的资金支持来研究这个项目的另一个方向。
这个研究项目最初被命名为「格兰特研究」，其规模逐渐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有超过2000名男性和女性接受了体检、访谈和心理分析。如今，哈佛大学的成人发展研究已是全球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也最知名的研究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进入哈佛大学的首批参与者当中，有两名年轻男性尤为引人注意。
一位是本科生戈弗雷·卡米尔。
研究人员最终认定他是一位神经质疑病的患者。卡米尔的成长环境几乎与世隔绝，背后的原因是他的父母「病态的多疑」。一位心理学家认为卡米尔拥有「我见过的最悲惨的童年」。
卡米尔于1938年入读哈佛大学，但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堪重负。他频繁访问医务室，抱怨自己患有多种神秘疾病。一位医生在他的档案中写道：「这个男孩正在变成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他身材瘦弱，体质孱弱，社交困难。
美国参与二战后，卡米尔和大多数的哈佛男生一样应征入伍。尽管他的许多同学后来作为军官带着荣誉勋章和奖章回到家乡，但是卡米尔却以普通士兵的身份退伍，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显著成就。
战后，他进入医学院学习，但毕业后不久就尝试自杀，这使得他成为波士顿医疗界一个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物。他与家人的关系极为疏远。35岁那年，他因肺结核住院治疗了14个月。他后来向研究人员透露：「我很高兴自己生病了，这样我就可以在床上躺上一整年。」
另一位年轻人则与卡米尔完全相反。
他名叫约翰·马斯登，是一位成绩出色的学生。马斯登出生于富裕之家，二战期间，他自愿入伍并表现英勇。
战后，他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加入家族企业，而是选择追随自己的兴趣，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律师，并在婚后开设了一家成功的私人律师事务所。
格兰特研究的设计旨在追求客观性。研究团队努力避免对参与者未来有可能的成功或失败做出任何预测，以减少主观判断对研究准确性的潜在影响。
然而，在面对卡米尔和马斯登这样的个案时，预测似乎不可避免。
在大家看来，卡米尔似乎注定会陷入抑郁和孤独之中，或者说，他很有可能会自我了断。一位研究者写道：「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注定失败。」
相比之下，科学家们普遍看好马斯登的未来，认为他极有可能会成为他所在社区的领导人物，为家族增添新的荣光。一位研究者甚至评价马斯登是「事业有望成功发展的研究对象之一」。
1954年，也就是格兰特研究启动16年后，研究资金开始枯竭。研究人员只好撰写结题报告，告别这个项目。
故事到这里原本也就结束了。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群年轻的精神病学教授偶然发现了格兰特研究的调查问卷。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重新追踪当年的参与者，向他们发送新的问卷并安排后续访谈。他们原本预计大多数的参与者会继续沿着当年研究结束时的生活轨迹前行。
当他们联系到卡米尔和马斯登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当初的假设竟然全是错的。
首先，卡米尔的人生轨迹在研究封停的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研究人员再次找到他时，他已50多岁，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其所在教会的一位领袖，还创办了一家专门从事过敏治疗的大型独立诊所，并赢得了整个波士顿医疗界的尊重。
作为一位全美公认的哮喘病专家，他不仅受邀参加各类研讨会，还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当研究人员与他已成年的女儿交谈时，她们描述他是一位「出色的父亲」，一位「天生乐于助人的人，能像一个5岁的孩子那样自由地玩耍」。
研究人员恢复格兰特研究的过往程序，开始每两年一次的后续调查。每次与卡米尔的交谈都让他们感觉，他似乎又更加幸福了。
1994年，时年75岁的卡米尔在调查问卷中写道：「在大家开始谈论并关注机能不全的家庭之前，我就已然出身于一个这样的家庭了。」但是，他接着表示自己已成功摆脱了昔日的阴影，逐渐地「成为一个自在、快乐、善于交际且做事高效的人」。
几年后，在他80岁的寿宴上，有超过300人到场祝贺。他后来还告诉研究人员，自己要与朋友一起飞往阿尔卑斯山进行登山旅行。在这次旅途中，卡米尔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2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教堂内座无虚席。
主教在致悼词时表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深沉且神圣的真实性。」卡米尔的儿子在发言时表示父亲「过着非常简单但又极为丰富的生活」。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最终认为，按照幸福感、健康状况以及对生活和工作的满意度来衡量，卡米尔是这项研究中得分最高的参与者之一，甚至可能就是得分最高的那一位。
一位研究人员写道：「有谁能预见到他最终会成为一个快乐、慷慨且深受爱戴的人呢？」
相较之下，当研究人员在研究中断后重新联系到马斯登律师时，他的情况却非常糟糕。
当时年逾五十的马斯登在离婚后，同自己在克利夫兰的孩子及家人关系疏远。尽管他的律师事业发展得还不错，但他几乎没有朋友，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
他在给研究人员的报告中坦言，他感到愤怒、孤独和失望。马斯登后来再婚，但几年后却表示这段关系里「并没有爱」。
在回答调查问卷中的一个问题「你在烦恼时是否会去找自己的妻子」时，马斯登回答道：「不，绝对不会。她不能理解我。她只会告诉我这是懦弱的表现。」当被问及如何应对困难时，马斯登的答案是：「自己扛，硬撑。」
一位研究人员罗伯特·沃尔丁格打破常规，提出可以帮助马斯登找一位婚姻疗愈师。然而，马斯登同妻子仅参加一次咨询之后便放弃了。
沃尔丁格告诉我：「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破碎的人。」最终，马斯登停止回应研究人员的回访请求。他们后来收到了一份完整的未经开封的调查问卷，信封上标注着收件人已去世，而新入住的居民也不清楚他是否还有其他亲人。
研究人员不禁心生疑惑，为什么这两个男人的命运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变？
2.人生的明牌和暗牌
卡米尔和马斯登的案例并非孤案。
当科学家们将其他参与者成年后的生活状况，与其青年时期的计划和愿望做比较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
许多看似前途无量、注定要取得非凡成就的人，最终却陷入孤独和沮丧，对生活大失所望；而当年那些年轻时曾面临心理健康挑战或贫困等严重生活困扰的人，却在晚年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享受着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随着时间推移，研究人员累积了超过70年的数据资料。他们开始细致地分析这些研究资料，检视参与者的基因情况和童年经历，评估他们对酒精的依赖程度和罹患精神分裂症的倾向，统计每位参与者的工作时间和最终养育孩子的数量。
研究人员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找到能够可靠预测一个人成年后生活状况的关键因素。
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些相关性：拥有慈爱的父母能让个体在成年后更容易找到幸福。拥有与身体健康及长寿相关的基因也大有裨益，持续的体育锻炼和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同样重要。此外，一个人早期所接受的教育和终身学习的习惯也对其之后的生活有着不小的影响。
尽管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似乎尤为突出。这个因素没有让研究人员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在几十年的访谈中，它一直都显而易见，即决定一个人最终是幸福安康还是悲惨病弱的最关键变量是「他们对自己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一位研究者写道：「在50岁时对自己人际关系最满意的人，在80岁时依然身心健康。」
另一位研究者的表达则更为直接，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对蓬勃人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爱。」这里所说的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我们与家人、朋友、同事，乃至邻居和社区成员所建立的深厚连接。
「早期生活中得到的爱不仅有助于在未来获得爱，而且还会促进其他各个方面的成功，比如获得名望和高收入。这种爱还会鼓励一个人发展出一种有助于建立而非破坏亲密关系的行为方式。」
在这项研究中，那些后来生活幸福的参与者通常与许多人建立了「温暖且美好的关系」。他们婚姻美满，与子女关系亲密，并为维护牢固的友谊投入了大量精力。
一位研究者观察指出：「那些人生丰富多彩的人都找到了爱，而正是爱让他们的人生如此丰富多彩。」
另一方面，那些未能在人际关系上进行深入投资的人，往往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置于家庭和朋友之上，或因各种原因难以与他人建立深层连接，这些人日后大多生活痛苦。
以约翰·马斯登为例，当他在43岁，即人生过半之际，根据研究人员的要求写下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时，他写道：
（1）我正在日渐变老。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死亡的存在。
（2）我感觉我可能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3）我不确定我是否知道如何抚养孩子。我曾经以为自己知道。
（4）工作压力巨大。
马斯登没有提及生命中的其他人或自己的人际关系，即使提起，也通常都是负面的。
当他感到沮丧时，他不会寻求伴侣的陪伴和慰藉，而会独自前往办公室，试图通过工作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当他与妻子或孩子发生争吵时，他总是选择愤然离去，而不是尝试用沟通来解决问题，或者至少让双方互相理解。
哈佛大学这个研究项目当前的负责人沃尔丁格评论说：「他是一个自我要求极高的人，不仅标准严苛，他对自己的评价也相当苛刻。这一点让他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但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人非常挑剔。这种性格或许是他与其他人关系疏远的一个原因。」
正如这项研究中关于马斯登的调查综述所说的那样：「他对人警惕戒备，习惯性地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他很难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接，一旦遇到挑战，他的本能反应是远离身边最亲近的人。尽管他两次结婚，但他从未真正感受到被爱。」
我们再来回看卡米尔医生的情况。
他在因肺结核住院期间，开始与其他病友建立联系。他同一些病友学习《圣经》，与其他人一起玩牌，还和护士和勤杂工彼此熟识。他后来告诉研究人员，在医院的那段时间让他感到重生。
「有人真心关心我，」他在一次调查问卷中写道，「自那之后，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出院后，他加入了当地的一家教会，并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教会委员会的工作、社交聚餐、主日学校和其他各种活动中。
研究人员后来发现，卡米尔直到30岁都未曾有过真正持久的友谊。然而，10年后，他成为这项研究中社交活动最活跃的人之一。随着他的社交网络不断扩大，他的职业生涯也逐渐起飞。「我的职业生涯从未让我感到失望。事实上，它令人满意的发展让我慢慢变成了现在的自己。」
卡米尔在75岁那年的一次调查问卷中写道：「与人建立连接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我们是多么坚韧又富有灵活性的生物，而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又蕴含着多少的善意和美意。」他表示，与人交谈、建立连接、分享喜悦和悲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你知道我学会了什么吗？我学会了爱。」
在跨越数十年的多次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规律：最幸福的参与者会定期与他人通电话，与人约定共进午餐或晚餐，给朋友发送信息表示为他们感到骄傲，或者愿意分担他们的悲伤。最重要的是，幸福的参与者多年来展开了诸多拉近与他人关系的对话。
哈佛大学在2023年对这项研究的总结中指出：「经过多年来对参与者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有一个重要因素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长寿有着稳定且密切的关系，那就是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会让我们更健康也更快乐。」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美好的人际关系是通过长期亲密的对话建立并维护的。
这一核心发现在过去几十年的数百项研究中被一再证实。
2018年发表在《心理学年度评论》上的一篇论文指出：「现在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社会关系对寿命有着显著影响，即拥有更多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保障身体健康，而拥有较少且质量较低的人际关系则总与健康风险增加联系在一起。」
另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研究论文在检视了数十种健康的生物指标后发现：「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个体在生命各阶段面临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就越低。研究人员表示，社会孤立的危害可能超过糖尿病和其他许多种慢性疾病。」
换言之，我们与他人的深入连接，能够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更满足。人与人的交流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身体以及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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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选，你愿意成为卡米尔医生，还是马斯登律师？
你现在更像他们中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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